一、贵州,谁为你哭泣？
知道贵州，是历史课本里的遵义会议，是酒桌上的国酒茅台，是感受到的刻骨铭心的贫穷……
今天的贵州，是一个贫穷与富饶的矛盾。
贵州是富饶的，富饶得令人惊叹！
贵州的资源让人吃惊。整火车皮整火车皮地运往华东华北的煤，全国最大的铝工业基地，亚洲最大的磷矿山，还有丰富的水能资源，以及汞、锰、钾等稀有金属。
贵州更是贫穷的，穷得令人窒息！
今天，在贵州省瓮安县玉华乡某煤窑里,工人用小车将煤从黑森森的洞里推出来，然后顺着长约500米左右的斜坡将煤背上公路。如此的劳作一天，所获的工钱不过区区15元。
在李昌平的《中国农民怎能不贫困？》这样讲述：“我到了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
为什么会是一个如此矛盾的贵州？
贵州怎么了？
上个世纪80年代，胡鞍钢等六位院士赴中国最贫穷的贵州等地考察，考察的结果让胡鞍钢无限感慨：“令我震惊！这些地区比我25年前插队的农村还要落后”。
一个美国人， 1998年以来2年时间里；他以贵州小城都匀为中心，开展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课题研究。他深入中国贵州都匀县，以他实地的所见所闻，向读者展示了一位美国人学者眼中的中国。
在丹尼尔·莱特博士眼中，展现了这样一个贵州：
暴发山洪冲走了摇曳的人行桥，冲垮了梯状稻田。妯娌俩站在各自的屋前互相对骂，不依不饶。农民们互相在背后散布谣言。灰头土脸的孩子嘴里的黄牙因忽略治疗而蛀烂。晚上睡觉虱子在身上爬。苍蝇成群地叮在一块挂在钩上的生肉上。蚊子，蛆，更别提屋后那让人解手时掩鼻的臭气了。某些可治愈的病症得不到治疗。有些基层干部的腐败使资源和机会拒大多数人于门外。无知使人受损，严重的致人死命。
时间再回到2006，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我突然被和贵州相关的几件事所牵动：
以报道《基金黑幕》而声名鹊起的《财经》０６年第１９期封面文章是硕大的《兵败微硬盘》，文章是这样开篇的：
2006年7月2日，星期一。贵州南方汇通世华微硬盘有限公司关上了大门。随着外籍员工于当日晚间最后一批撤离硬盘厂，这个地处云贵高原的高科技工厂，在靠存货周转了九个月之后，终于沉寂了。
微硬盘项目，一度是贵州的光荣，也承载了太多梦想。它身上曾寄托了于三五年内达到100亿美元产值的期待，也是更为庞大的高科技产业跃迁式发展的第一步和最关键的一步——这一宏图的目标，是在2012年之前，以电子科技、新物质（材料）科技和生物科技三大主轴产业，打造1000亿美元的产业链。这一宏图，曾经那么打动了贵州，这个2005年GDP居中国末位的边远省份。
现在，与空中楼阁一起破灭的，不仅是激情与梦想，还有总计约20亿元的巨额投资。而在增长最快的2005年，贵州的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不过1942亿元。
在经历了一场长达四年多的“完美风暴”后，贵州所获得的教训已至为清楚。在贵州以微硬盘项目突进“知识经济”制高点的努力中，发展高科技产业可能遭遇的所有挑战接踵而至：知识产权瑕疵及引发诉讼、高科技产品市场朝云暮雨变化无常、企业控制权操于人手、资金流向失控、公司治理形同虚设——知识产权侵权风险、制造流程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治理风险层层累积，勾勒出高科技企业投资的高风险图景。
相形之下，地方政府企图依赖本地资源动员能力，以为靠“遇猪杀猪，遇狗打狗”的决心即可突破重重瓶颈，最终的结果是一筹莫展。
9月初，贵阳城郊秋色中，造型现代的微硬盘厂房依旧默默伫立。这是眼前刚刚发生的教训，它应当不只适用于贵州。
《财经》的报道揭示了作为新世纪贵州光荣与梦想的微硬盘项目这样悲剧性收场的现实，为本已了无话题的贵州再增添一笔难以描述的沉重。
2006年底，当中国各个省份官员的更替如火如荼进行中的时候，香港《大公报》刊出一篇发自北京的观察文章说，官员更替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多位省委书记曾长期在新闻宣传系统工作，石宗源就是一例。
文章这样叙述：2005年底，石宗源从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位置到贵州履新。石宗源履新的贵州省，人均GDP在中国所有省份中倒数第一，“穷名在外”。石宗源出任贵州省委书记后，贵州2006年先后在北京、香港等地举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展览、演出等活动。而以遵义会议和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展览为主打的“红色牌”和“历史牌”，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贵州的知名度，加上社会经济的发展，贵州走入了快车道。
2006年6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一个朋友告诉我，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调到贵州做省长了。这让有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两天后，我在网上看到了新华社的消息：中共中央决定，林树森同志任贵州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石秀诗同志不再担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我从后来的报道中看到：2006年6月28日晚上，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离开炎热的广州，飞抵凉爽的贵阳。第二天上午，天还下着雨，带着浓重广东口音的林书记就参观了贵阳市金阳新区，下午，他又到省政府办公厅跟各处室工作人员见面。
如果从1990年代算起来，林树森是第一个从东部发达地区来的省级领导。此前，贵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几乎全部来自省外，其中，一半多来自中央部委，另外的人多来自中部省份。
从最近20年贵州话题的不断提起到今天的微硬盘项目悲剧性收场，让我想起来对贵州说点什么。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一本畅销中国的《富饶的贫困》，把贵州守着金山没饭吃的窘况刻画得淋漓尽致。近几年，一本题名《孤独与超越》的书，由於对贵州现象的评判，引起各界争议。
一位当地经济人士无比辛酸地说，如此长时间居於中国经济榜末，贵州堪称世界贫困研究的一个绝好样板。
贵州无疑是悲剧的，这样一个典型的黄土文明样本里，集中了贫穷的表现和落后的观念。我曾经和许多从贵州支教回来的人聊起贵州，也和许多贵州的朋友说起他们的家乡，让我对这个“中国贫穷的样板店”有了兴趣。而当随着了解的深入和对比，当许多贵州人都不愿意在外人面前谈自己的故乡，当许多从贵州回来的人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时候，我越来越萌发一种念头：贵州为什么穷？贵州又仅仅是穷吗？贵州怎么了？贵州为什么？贵州怎么办？贵州，你又真的甘愿如此？到底是这片土地的不幸还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的不幸？贵州，谁会为你哭泣？又是谁在为你哭泣？
二、贵州之困
要说贵州，还要从贵州的前世今生说起。当翻阅贵州历史，我更加沉重，让我难以评述……
1．机遇之困——有多少机会可以重来
三年困难时期，湘渝铁路拟从铜仁过，遭到当政者极力反对，怕把铜仁的粮食拉出去给外地人吃了。他老人家那一拍板，导致黔东发展整整被耽误了半个世纪！
回顾历史，贵州其实曾经错失不少机会。
探究贵州落后之因，几十年来人们总结的原因不下数十条，其中两例非常典型：一是烟酒产业的两次重大决策失误；二是整体推介方面的弱势。
历史上，贵州拥有烟（卷烟与烤烟）、白酒传统优势，八十年代初，全国十大名烟中，贵烟名气远甚如今红极一时的红塔山；八大名酒中，茅台、董酒领风骚。但如今，贵州烟比不上云南，酒比不过四川。谈及这段起伏，贵州官员及企业界人士唏嘘不已。
八十年代初，国家一笔巨额技改资金拟投给贵阳卷烟厂，但有一个条件，地方财政需配套数亿元。由於态度不积极，这笔巨资被云南‘吸’走，玉溪卷烟厂这个‘小弟弟’十年内迅速超过了‘老大哥’。统计表明，一九九九年，贵州卷烟产量一百八十八万箱，占全国的百分之五点八，但只相当於云南的百分之三十一，也低於河南（二百七十五点八万箱）、湖南（二百三十七万箱）、山东（二百二十七万箱）。
九十年代，中国白酒的第一个A股上市指标众望所归地‘判’给了国酒茅台，但据坊间传，当时部分人比较谨慎，认为国酒得保持独特风味，不宜热炒，况且市场融资後，投资的新方向也没有考虑好，结果，礼让给四川的五粮液。五粮液集团在证券市场上长袖善舞，产值销售量快速膨胀，现已是茅台的十馀倍，市场的高占有率，使五粮液开始冲击茅台的国酒地位，甚至喊出了‘国酒不能搞终身制’的挑战之声，黔中之地一片哗然。
此消彼长，贵州白酒工业优势风光难再，一九九九年七点六万吨，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一点五，相当於云南的百分之三十五、四川的百分之十二点五。
贵州各界人士还不无忧虑地提及，昆明有世博会，举世皆知，奇花异草强劲带动经济；广西有山歌节，这边唱来那边和，外资涌入似清江水。反观贵州，在全省整体推介方面就显弱势，仍在民族风情的老套上打转。
今天，贵州手里这一张旧船票，能否还能登上发展的客船？
贵州，还有多少机会可以重来？
2.产业贵州的软肋
贵州将烟草、旅游、酒业、药业、能源等列为贵州五大支柱产业，但从产业现状来看，和行业内对手相比都存在极大的差距。
一云、二贵、三中华，贵烟今何在
在大多数的烟民心中．贵州并非烟草大省，但其“贵烟”的品牌却名气相当，一度似酒中茅台一般。
大凡40岁以上的烟民，或者是烟草行业的老职工，都不会忘记曾经在烟民与烟草行业中流传甚广的一句话：一云、二贵、三中华。这“一贵”，指的便是“贵烟”。“二云”是指云南的“云烟”，“中华”排列第三。“一云二贵三中华，黄果树下牡丹花”，这句曾经在上世纪被人们口头传诵高档香烟的话语，显现出了贵烟、黄果树烟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在缺乏品牌意识的年代，“贵烟”已经有了相当的品牌知名度和广泛的品牌影响力。
贵州的自然条件适于烟叶的种植。烟草传到贵州，约在明末清初，贵定曾是烟丝生产的中心。1938年在贵阳引种烤烟成功，1939年在贵定大面积推广，很快扩展到30多个县，1949年产量达到5.95万吨，居全国第三，与鲁、豫、皖齐名。
贵州烤烟种植面积占全国15.44%居全国第二位，落后于云南27.59%的规模。烤烟产量占全国12.9%居于全国第三位。但与此对应的是，贵州卷烟产量仅占全国5.31%而居于全国第7位。贵州在“两烟”存在质量、结构、技术、品牌、效益等诸多问题。
作为传统支柱产业之一的贵州烟草，历史有过数量扩张的黄金时期：烤烟最高年产量1997年约达1400万担，几乎占全国正常年景烤烟收购量的1／34；卷烟在1996至1997年间全省产销量实际保持在220万至230万箱的水平，1996年和1997年两年，全省两烟税利约达50亿元。
随着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贵州烟草1998年以后每况愈下，“两烟”税收连续几年只维持在35亿元左右，抵掉亏损额后只有30亿元左右，在全省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年递减，由占50％以上降至2001年的20％以下。到2000年，几乎陷入绝境，成为全国烟草行业惟一一个“两烟”双亏省份，潜亏挂账达80亿元，资产负债率22％。
近年来，烟草的高额利润使东部各省市、各厂都在进行最现代化的改造，都在以国际最现代化的标准建厂。而贵州近年在技改上已无投入，如贵州第一大厂黄果树烟草集团2001年竟无一分钱的技改投入。而且，贵州为维持生产，不断把东部地区低档品牌卷烟引进来生产，压缩自己的品牌，为别人开辟市场。
贵州烟草的发展起起伏伏。总的来讲，因种种原因和环境，失去的机会比发展的实际效果要多。“一云、二贵”始终未能实现，云南年税利多年超过300亿元，贵州却不到100亿。邻近的云烟给贵烟一个不小的启示。
2005年，云南烟草创利税476亿。2005年，“红河”“红梅”两个卷烟品牌分别以128.1万箱和126.3万箱的销量继续占据全国品牌第2、3名的位置。
云烟善于抓住机会，1958年上海一个私立烟厂（华美烟厂）在公私合营后进行工业布局调整中，被改为上海第三机床厂，不再生产卷烟，原有的卷烟设备国家有关部门决定将之拨往云南昆明卷烟厂。得知这一消息后，正意图发展烟草工业的玉溪复烤厂，马上意识到对于他们这是不可错过的良机，玉溪烟叶复烤厂迅速向云南省政府提出了在烟叶复烤厂基础上扩建玉溪卷烟厂的报告，迅速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并拨款180万元，作为建厂初期的第一笔投资，华美烟厂的设备也于报告批准后改调给了玉溪卷烟厂，这套设备成了玉溪卷烟厂得以建成的主要生产设备。
相比较贵州烟草业，云南烟草做了大量的调整工作、市场工作和产品创新工作，云南省政府和国家烟草专卖局甚至发出了“保卫红塔山”的呼吁等等，工作极有成效的。云南曲靖烟厂的“福”牌，会泽烟厂的“小熊猫”，红河烟厂的“红河”，都是当今国内卷烟市场的热点、亮点，继续保持了云南烟畅通的声誉，在税利上，云南始终保持着300亿元的水平。
旅游——谁记得贵州
人们也许还记得“云贵旅游”这个词，那时这个词几乎就是西南旅游的统称。一直以来，云南和贵州是“系在一根绳上的两个蚂蚱”，可如今，一个蚂蚱起飞了，另一个蚂蚱却还在原地踏步。
贵州号称“公园省”、“旅游省”，黄果树是最响亮的招牌。当视角投向沿海，你会发现，贵州的“公园省”、“旅游省”是多么的弱小。
贵州在旅游产业上创造的价值却远远与它巨大的资源潜力毫不相称。根据国家旅游局2002年统计的数字：2001年，北京国际国内旅游总收入为人民币1132亿元，广东为1260.83亿元，而贵州只有81.46亿元，差距十分明显。即使和临近的云南（257亿元）、四川（314亿元）相比也有较大的差距。另一方面，来黔观光的游客主要集中在“贵阳－黄果树－红枫湖”一线；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很低，甚至还处于待开发状态。
短短几年，云南旅游的腾飞谱写了彩云之南的奇迹。自＇99世博会以来，云南旅游一直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率，而贵州仅相当于这个昔日兄弟的三分之一。
就是跟周边的一些城市相比，贵州全省的旅游收入也显得十分寒酸。2002年春节黄金周期间，成都市的旅游收入为6.03亿元，重庆市旅游收入8.56亿元，贵州全省旅游收入仅仅为1.8亿元。
在贵州流行一个词——公园省，很多贵州人也以此自豪。公园一词，老外读做“怕客”。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公园”是个陈旧的概念，是当年过穷日子的时候，唯一可以去转悠转悠的所在。
贵州美丽的女子如同贵州美丽的景点 “花开千百处，处处是美景”，但是，却鲜有当选的“世界美女”和知名的世界品牌，这与贵州发展旅游储备条件的多少有关。
贵州旅游的人均消费在全国是21位,但是平均停留天数较少。我国国内和国际旅游比例是7:3,贵州是94:6;按照人数来比全国是9:1,贵州是99:1,在总的结构中贵州的入境旅游比例相对太少。现在贵州50%左右的客源来自省内,还有约20%的来自全国其他地方。
黄果树是贵州的骄傲，曾与云南石林、广西桂林、重庆长江三峡、四川峨眉山齐名，位列我国著名景区金榜。黄果树风景区在历史上曾创下过每年上亿元的门票收入，可是现在呢？每年的门票收入已经跌到了三千万元。而深圳市“世界之窗”在每年黄金周的门票收入就超过这个数字。
黄果树背后的原因竟然是“窝里斗”。
黄果树地处安顺市镇宁、关岭两县，原风景区管理处政企不分，各家都盯着这块唐僧肉，斗得死去活来。为走出困境，省委省政府1999年出台了旅游体制改革的文件，成立贵州黄果树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统筹黄果树的管理开发。可几年过去了，管委会却和经营者贵州黄果树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斗了起来，致使景区内综合开发停顿，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失败。黄果树从金榜沦落到了副榜。如今，黄果树大瀑布正面临着游客断流的威胁。
黄果树瀑布是贵州旅游乃至贵州的象征。而黄果树所凝聚的旅游症结，也是整个贵州的症结。
在西部的五朵金花中，四川象山、云南似花、西藏如雪、广西如海，而贵州似水，这个“水”就是瀑布。黄果树已形成的品牌效应，并没有更大限度的发挥，它的定位只是一个“景点”，还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景区。
尼亚加拉瀑布在120年前走的就是黄果树目前的发展路子，门票是瀑布景点最主要的支柱收入，但是120年过去了，今天尼亚加拉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瀑布景观了，它更多地突出以瀑布景观为主的其它公园性的设施和功能，门票的概念已经完全从这里抹去，停车业、餐饮业、娱乐业、酒店业才是瀑布公园的主要收入来源，由于综合功能作用的发挥，尼亚加拉瀑布每年上交政府的税收是1400万美元，每年的游客达到1400多万人，可以说每一个来玩的游人，有1美元是给了政府。这种发展思路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对于贵州黄果树景区来说，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是目前最迫切的需求。
与贵州守着丰富旅游资源却没做大相比较，华侨城可以说是最好的对照。
华侨城，昔日只是一片荒滩，21年过去，华侨城培育了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欢乐谷、深圳湾大酒店和威尼斯酒店等知名企业品牌。华侨城的主题公园和景区在销售额、接待游客人数和经济效益等方面，位居全国同行业之首。
在2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华侨城写下了中国旅游史上的许多精彩篇章：以年均近700万的游客量，居全国单一旅游景区年接待量之首；超过30亿元的巨额投资，创建了中国投资密度最高的城市旅游度假区；累计54亿元的旅游景区收入，创下了中国旅游投资效益最好成绩。“华侨城·旅游城”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旅游度假区，被国家建设部、国家旅游局评选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2000年四大主题公园以及华侨城城区并曲阜“三孔”景区同时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最高级别的“AAAA”景区，是中国经济规模最大、主题公园最密集、目前规划最先进、生态环境最好的都市主题旅游城区。
目前，华侨城集团总资产达177亿元、年销售收入过150亿元。20年来华侨城集团累计向国家交上缴税收40亿元。在华侨城发展的20年间，贵州的黄果树却守着数十年名声或徘徊或倒退。“公园省”、“旅游省”没有带来客源和经济收益，却依旧是守着贫瘠和困苦。
问贵州旅游有什么，还真没有人能回答，一定要回答，就只能一个个罗列景点。不象云南，一句“彩云之南”就把人吸引住了。
2006年春，一股看油菜花的旅游热潮兴起，诸多东南沿海城市里的人开始到山区去寻找原本普通的油菜，去看油菜花开。在旅行社推荐的线路中，有四川、有湖南，但却鲜有贵州。殊不知，安顺龙宫盛开的油菜花美不胜收。但这种美景却没有成为贵州的卖点，虽然有龙宫油菜花旅游节，这片油菜花海依然养在深闺无人知。
“到贵州寻找600年前的老汉人”这句口号，是近两年来屯堡人在开拓南京旅游市场时，一直不变的宣传声音。
在贵州安顺，有一个“世外桃源”。那里的人们身披一袭艳丽的明朝汉族服饰，操一腔浓郁的江南口音，生活恬静。这一切，都令人们有仿佛穿越时光隧道，来到600多年前的大明朝的感觉……
在被称为“明清、民国建筑时光隧道”的屯堡村落云山村里,走在细雨霏霏的古巷里,每一块砖每一面墙每一幅门框,都有故事。口口相传的故事、家事,生动真实地展开了一幅幅历史的画卷。
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却并没有多少外人知道。
凡此种种，无不是发展旅游的新趋势，贵州却还是后知后觉。
好山好水出好酒下折射的贵州酒业品牌危机
如果说一般工业产品不敢轻言“贵州造”是贵州的灾难性印象使人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在贵州的传统优势产业，“贵州造”也没有打出应有的影响。
贵州酒有着悠久的酿酒历史、优厚的酿酒自然环境，但偏偏也没有做大做强。
茅台和五粮液的对决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课题。
30年河东，30年河西用在茅台和五粮液之间是非常恰当的。
茅台和五粮液是中国众多白酒中的两个顶级品牌。多年来，茅台和五粮液双峰对峙，冷战不断。两个白酒的对决，也折射了贵州与其它省份的对照，在它们身上是开拓与保守两种思潮的体现。
可以说，茅台成名比五粮液早，品牌资源比五粮液厚，在人们心目中是响当当的国酒。是身份与荣耀的象征。今天，贵州茅台没有注意确立自己尊贵的形象，没有设法将目标顾客群扩大，大部分购买者都是当年茅台品牌的影响者。时间流逝，年轻人还认得茅台吗？
到今天，很多人已经只知道五粮液而不知茅台为何物了，酒楼里消费的高档白酒也几乎都是五粮液。茅台这个曾经的国酒在很多场合被五粮液所超越。
贵州酒除了“茅台”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领导者品牌。就连第一个开创低度酒革命的“贵州醇”也未能在低度酒消费者市场占有领先位置。营销观念落后、品牌意识不足、盲目跟随导致了至今仍然缺乏强势品牌群。
如果将“视觉”回放到80年代，“贵州酒”绝不是“茅台酒”的代名词，“习酒”、“鸭溪”、“董酒”、“贵州醇”、“平安酒”、“贵阳大麯”等在省外市场很具亲和力，谈到贵州必定会说“贵州出好酒”。但时至今日，这些昔日的“贵州名酒”大多已经退回到大本营，省外市场再难觅踪影。
对比川酒雄起的局面，贵州的酒明显老态龙钟。市场销售量逐渐下滑，品牌知名度、美誉度都在下降。“贵州醇”、“鸭溪”、“董酒”、“习酒”、“青酒”等全国性品牌在不断老化。
放眼全国白酒市场，贵州酒品牌军唯一能够占据终端销售货架的，只剩下了“茅台酒”和带“茅台”徽记的“茅台集团军”，以及附有与“茅台”二字有着密切关系的“茅台镇”的酒。贵州酒的优势已经只剩下“贵州茅台”最后一张牌。
就是这最后一张牌，贵州也没有打好。
不管是因“茅台镇”而成就了“国酒茅台”，还是因“国酒茅台”的扬名四海而闻名“茅台镇”，“茅台镇”三个字已经越来越成为省内外消费者认识和接受贵州酒的一个“符号”。茅台镇的酒，品牌以“茅字当头”为然，或争先竟相一窝峰地“糊涂”，甚至于专做“擦边球”，缺乏像“小糊涂仙”、“小酒保”、“乡巴佬”、“醉知己”、“招财猫”等具有自主品牌专用权、自主包装特色或抢先市场占位的品牌。
透过贵州酒后起之秀“小糊涂仙”的成长，我们看到了“茅台镇”这张牌的能量，但可惜的是，这种能量却只能被外人发现，被外人利用。刚到茅台镇来投资的“云峰酒业”一开始就只做“小糊涂仙”时，很多人都认为是在做“傻事”，当时还流行做特制酒并能赚钱。但当“小糊涂仙”的销售额从100万、500万----5000万上升到1亿以上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原来品牌有如此大的销售驱动力。随之而来一场“造牌运动”在茅台镇乃至与整个白酒行业掀起，但品牌意识淡薄、品牌运作手段上的粗糙、市场行为上的畸形，至今没有几个象样品牌树立起来，更谈不上有信赖感、依赖感、忠诚感可言。
除掉“茅台镇”这最后一张牌，比起四川酒贵州缺乏更多像“小糊涂仙”、“金六福”、“小酒保”、“浏阳河”等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地域品牌。
五粮液、剑南春、泸州老窖、全兴大曲、沱牌和郎酒“六朵金花”，在国内白酒行业竞争的格局中，集团作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很强。为此，业内有人称川酒为“江湖独大，酒业凫雄”。
在中国白酒行业的排名中，四家川酒企业的产量位列前十位，其中五粮液以15.4万吨的产量高居榜首，沱牌居次，剑南春居五，泸州老窖居十。从销售额来看，2001年，五粮液以81.9亿元位居首席，泸州老窖位列第三，剑南春居五，全兴居六。在“利税英雄榜”上，五粮液以28.1亿元仍居第一，第三为剑南春，第四为泸州老窖，第六为全兴，沱牌第十。川酒占据的总体优势，持续给国内白酒业发展带来压力。
川酒发展壮大的历程，有许多启示可以供贵州白酒产业发展参考。
在全国历次名酒评选中，四川的五粮液、泸州老窖、剑南春、全兴大曲、沱牌曲酒和郎酒都顺利上榜，构成了川酒的“六朵金花”品牌，从群体规模上看，国内其他省市无人可比。事实上，川酒“六朵金花”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除了白酒企业产品具有自身的优势外，更重要的是川酒的发展受到四川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得到省和有关部门优惠政策的大力扶持。贵州茅台酒厂（集团）公司习酒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自力就曾经羡慕地说，四川省领导中，有人专职负责白酒产业的发展，其产业发展研究、发展规划都做得很详尽。长期以来，对于重点白酒企业的扩张，四川一直强调“放水养鱼”，从税收等各个方面给予政策优惠。
如果说川酒还有地域、历史优势，也有“五粮液”的金字招牌。那么，鲁酒的兴起对贵州又是另一种启示。
鲁酒在中国的白酒行业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山东白酒企业有六、七百家，获得生产许可证的就有五百多家，仅次于四川、重庆，居全国第三位。此外，山东白酒产量最大，２００３年达到了１２０万吨，而且山东白酒的生产技术在全国范围内也有重要影响，像众所周知的北京二锅头就是在山东五十年代开创的烟台酿酒法的基础上酿造的，这也是中国白酒的第一部操作法。另外，对应浓香型代表五粮液和酱香型代表茅台酒，山东也推出了自己的芝麻香型酒，在国内白酒市场上引起很大反响。更重要的是山东白酒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曾出现了一批诸如兰陵白酒、景阳春酒这样富于特色和深厚文化内涵的老牌名酒。
从“八五”期间直至1996年，是鲁酒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全省白酒产量、销售收入、利税均居全国前列，其中商品酒产量居全国首位。鲁酒叫响全国，孔府家、孔府宴、秦池等骨干企业创新观念强，加大了广告投入，特别是把广告做到了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段，大大提升了鲁酒在国内的良好形象，企业也因此获得了丰厚效益。
黔菜VS川菜
川菜是四川人的骄傲，是城市的名片。改革开放20年来，全国餐饮业群雄逐鹿，川菜在八大菜系竞争中脱颖而出，取得了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地位。形成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川菜。
四川省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开发川菜产业的构想，以政府决定的形式，倡导一个菜系的产业化，这在全国还是首创，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深远意义的决定，在西部乃至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应。一个川菜产业的链条正在配置整合。
四川省招商局于2004年8月6日举办第一届川菜博览会，成都市政府在2004年10月举办了第一届（2004）中国国际美食旅游节，盛况空前。政府正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川菜王国的建立。
回过头看黔菜。
黔菜是中国比较独特的一个风味流派,既吸纳了各大菜系的精华,又有自身不可替代的特色,被食文化研究专家称为“以贵州山区特有的物产与百姓风格为基础的一种内陆海派菜”。
在明、清两次移民中，川、广、江西两湖的人们来贵州插草为界而居，人烟稀少，万山重叠，运输靠人挑马驮，就以贵阳来说，繁华的大十字，平时冷冷清清。但是贵阳是政治、文化的中心，西南的交通枢纽，主宰这里的达官贵人，都有各自的厨师，由于人事的升调，厨师们也跟随着主人走遍东西南北，各地的烹调技术，均各有不同的风格。达官贵阳市人常所自己认为最佳最美的菜肴奉上席面，让宾客吃得酒足饭饱称心如意，主人脸上也有光彩。为此，厨师们得以相互走访，交流技艺，取长补短，不懈地钻研创新，形成自己的特色。清咸丰年间，时任四川总督丁保祯，喜下厨亲自烹调，以宫保鸡丁为代表的黔菜在宴客的赞尝和推荐下，脱颖而出。当时安顺积珍园的大厨师李兰亭开设了黔味餐馆，潜心汇集了黔味菜点近二百种，留下了《黔味菜点》给后人，由此拉开了黔菜的序幕。
而今天，和隔壁的川菜比，一样有着悠久历史和独特风味的黔菜却没有半点风光。
说起贵州的美味食品，真是不胜枚举，好吃会做的贵州人发明了民族风味家常菜、凯里酸汤系列、息烽阳郎鸡、遵义豆花系列、花江狗肉、贵阳丝娃娃、威宁的荞麦系列等具有黔地风土文化的美食，它们在当地叫好又叫座，而在更大、更广范围的市场竞争中却显得势单力薄。没有一家企业能将这些美味食品做成全国性品牌，无法摆脱松散小规模的经营方式，挖掘文化底蕴的力度小，缺乏经济实力，使得黔菜进军全国市场步履艰难。
尽管黔菜馆不乏在国内某些大城市深受欢迎的实例，根据上海、北京、广州、郑州、成都和东北传回来的消息，因为黔菜又好吃又便宜，黔菜在这些地方受到了大众欢迎和追捧。上海的“干锅居”和“黔香阁”，都是经营黔菜的酒店，生意非常火爆，一年的销售额都在几千万元，短短几年,以上海为中心,发展了十多个连锁店。却都不是贵州的本土企业。
其实，早在2000年，贵州省内某些知名餐饮连锁企业就尝试走出贵州，其中不乏像花溪王记牛肉粉等少数成功者，但大都结果不甚理想。如贵阳赤水情饮食有限公司很早就致力于黔菜的推广，但到目前只在重庆和遂宁有两个加盟店。
由于在省外的名气太小，黔菜作为游离于中国传统8大菜系之外的菜系，很多外省人把它看作是川菜的一个分支。而黔菜以香辣异酸为主要特点，其特有的“糟辣味”及其独特的味型并不易被外界所了解。因此，尽管执行低起点、多推广的加盟策略，往往还是遭遇大大“杀价”。
即便在贵州本地，随着粤、鲁、湘、川等菜系不断“入侵”，黔菜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据贵州省统计局统计，2004年贵州餐饮业实现零售额突破100亿元，同比增长35．6％。同时，贵州本土连锁餐饮企业集团却发展缓慢：2004年本土限额以上连锁餐饮业（年营业额200万元及以上）仅两家，不到全国的1％，实现零售额同比增长仅7．4％，其增幅远远落后于重庆、新疆、陕西、四川等西部各省市区。
当省外限额以上餐饮连锁企业集团的门面店在贵州境内已达到31个时，贵州的两家本土企业集团门面店却只有15个，并且在省外鲜有布点。
尴尬的贵州茶
唐·陆羽《茶经》里这样说:“茶之出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
1915年,都匀毛尖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金奖。
1939年,民国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实验茶场落户湄潭。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贵州各地先后发现野生大茶树;1989年7月,世界上最早的茶籽化石在晴隆县笋家箐出土。
这些事例,足以证明贵州是茶树原生地之一,产茶早有盛名且历史久远。
贵州绝对是一个可以出好茶的地方，却只有一个都匀毛尖算是全国名茶，而且知名度还不是很高，总要让人仔细想想，才能在隐隐约约中记起它。与龙井、碧螺春那样的相比，总是处在一种很尴尬的境域中。今天，贵州的茶叶已经成为品牌殖民地，出好茶的地方出不了品牌，卖不了好价钱。只能任由外地茶商在贵州茶叶上贴上龙井、碧螺春的标志卖上多几倍的价钱。
一流质量，二流包装，三流价位，这就是贵州茶的写照。
历史上，贵州有两样产品获得国际金奖，一个是茅台酒，另一个就是都匀毛尖茶。茅台酒名扬天下，而都匀毛尖虽然是名茶身份，但声势上要逊色很多。
贵州独有的由海拔、气候、土质、生态环境等因素构成的宜茶生长条件。每年三月到五月是春茶上市的季节，这个时候，许多茶商会不远万里奔赴贵州抢收新茶，其中包括茶乡福建的茶商。
贵州茶很香，是‘味精茶’，一些茶叶零售商把贵州茶掺在其他茶叶里卖，可以卖到好价钱。这在业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的茶庄，很多所谓的名茶实际上都是贵州茶，虽然标签上并不这么写。有一种叫湄江翠片的茶，会被一些茶商转手当作西湖龙井卖掉，价格可以翻几倍。在茶叶批发市场，一斤湄江翠片的价格在60元至100元之间，而一斤西湖龙井，据说可以卖到几百甚至上千元。
一些精明的茶商，到春茶采收季节，会带着制茶师傅来到贵州。他们包一两个制茶厂收购当地的春茶，用自己的制茶工艺，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能源制茶，产品以名茶的名义卖到外地，一季就可以赚几万元。有一个来自江苏的私营茶商在贵州某县包茶园制茶，其产品包装就是西湖龙井。
由于贵州的湄江茶与西湖龙井的工艺相同，外形一致，因此，湄江茶多以西湖龙井的身份出现在市场上。事实上，真正的西湖龙井极其稀少。
除了湄江茶在市场上经常以别人的身份出现外，贵定云雾茶也是命运多舛。据说，云雾茶外形与碧螺春比较相像，但在各种指标上，已经超过了碧螺春。每斤云雾茶的市场价格是60元左右，而碧螺春价格却在340元。因此，贵定云雾茶在市场上常常以碧螺春的身份出现。贵州茶每年有2／3是以这种方式卖出的。
虽然赝品的身份令贵州茶尴尬，但能混淆名茶的高贵血统，也足以证明其品质的上乘。
贵州茶叶就这样沦落为“商业殖民地”，陷入黔茶产业的困惑。
贵州神奇VS哈药六厂
“川广云贵，道地药材”，贵州是全国中药材四大产地之一。
“神奇牌止咳冲剂”的广告让我们知道了贵州有神奇，贵州号称药都，但除了贵州神奇、贵州益佰就在没有什么所为人知的东西了。
而在几乎没有任何与“药都”有关的哈尔滨，却诞生了国人所熟悉的哈药集团六厂。
贵州的药厂肯定有不少比哈药集团好的药，但是没见到市场。贵州很多药厂的产品都是比较有特色的，但是他们的企业实力支撑不起他们高额的推广费用，大家都希望能从终端做起降低宣传费用而直接作用于市场。这样没有品牌又导致了投入少——没品牌——市场小——收益少——投入少的恶性循环。
贵州的药厂肯定有不少比哈药集团好的药，但是没见到市场，当年的哈药是个要倒闭的厂，就是靠市场、靠广告起死回生了。
哈药集团制药六厂始建于1977年3月，当时只是一个以生产化学药品及中成药为主的综合制药企业，历史上曾经连年亏损。1988年与制药七厂合并，汪兆金走马上任，为哈药六厂带来重大转机。1993年哈药集团股份公司成立以后，哈药六厂作为哈药集团股份公司的分公司之一，抓住市场机遇，大力实施名牌战略，在使泻痢停、维生素E烟酸酯胶囊、大输液等老产品重现生机、并逐步确立优势地位的基础上，又陆续推出了严迪、盖中盖片、新盖中盖口服液、朴雪口服液、护彤、丹王颗粒等名牌产品，使哈药集团制药六厂迅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近几年各项经济指标每年都跃上一个新台阶。
十年奋斗，厚积薄发，哈药六厂完成了原始积累，昔日名不见经传的亏损小厂如今一跃成为全国瞩目的知名企业。
对比贵州的医药企业，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为全国6000多家制药企业所做的排名，贵州神奇集团位于27名。
据说，贵州神奇正在编织着自己的美好梦想――做中国的中草药药王，我们不知道，在贵州，这样的梦想是不是可以实现。
镇远VS凤凰，凤凰启示
镇远和凤凰，同样是古城，却是一个天，一个地，
最令人意外的是，凤凰旅游产品多居然来源于贵州，包括许多蜡染工艺品和银器。
隔壁凤凰的热闹景象着实让很多贵州旅游界的人眼红。最另人意外的是，凤凰旅游产品多居然来源于贵州和浙江义乌，包括许多蜡染工艺品和银器，而当地生产和制作的商品不多，只有少量土特产，如姜糖、绢织绣品产于当地，
曾经有人说，如果你要观风景，镇远绝对值得一看，这是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青山峡谷中小桥清溪、亭台楼阁，与古朴秀丽的边地风光融为一体，一派天然去雕饰的自然风貌，绝对不会亚于沈从文笔下诗意盎然的凤凰小城。
镇远地处黔东南州，到贵阳需5小时火车，是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处于潕阳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之内上，拥有国家文物保护单位青龙洞建筑群等众多资源。镇远是一个美丽的小城、绿色的潕阳河在城中形成S型，将小城构筑为天然太极图。城中古建及仿古建筑林立、城边风景点府城垣、青龙洞独具特色。然而，与丽江、凤凰、平遥等古城相比，名声差远，游客人数和收益，完全处于很低的水平。
镇远的资源，无论从历史文化、民俗风情、还是从自然风光、生态环境等方面来看，都是一流的。那么、为什么镇远没有在全国引起关注？为什么其旅游业未能像凤凰、丽江一样，在古城热中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呢？
缺少推广和包装，没有走出去，也许是镇远最大的败笔。
3.贵州品牌——失落在哪里？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一个“２４拐”成为明星，“２４拐”所在的晴隆一下被人们所认识。
二战期间，美军ＧＭＣ车队往重庆运送物资时，走过一条呈现无数“Ｓ”状的狭陡公路，美国人拍下这难见的奇观，人称“２４拐”。很多人一直认为“２４拐”在云南，有人认为在印度或缅甸。２００２年，一个叫戈叔亚的人经过大量考证，证实“２４拐”在贵州晴隆县境内。证明真相的过程比真相本身更耐人寻味———戈叔亚并不是贵州人，而是云南人。
其实在晴隆县城，只要提起“24拐”无人不知，晴隆县是贵阳至昆明的黔滇公路的必经之路，老照片的路段就在该县莲城镇五一村,距县城约1公里,该地名叫“半官坡”，因为公路从山顶到山脚约4公里的崎岖路段上共有24个弯道，当地人也称“24拐”。
该公路通向山顶的是往晴隆和贵阳方面,相反方向则通往云南昆明,是1936年至1943年修筑安顺——关岭——晴隆——盘县的区域段的。
直到真相大白后，人们才想起，:这张举世闻名的“24拐”珍贵的历史老照片，给贵州带来了良好的宣传机会，应该把它申请为文物予以重点保护，结合当地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大力宣传，推动当地历史文化和旅游事业的发展。
贵州就这样甘于默默无闻，而贵州人做企业似乎也是如此。
贵州许多企业停留在生产经营的层面。没有了品牌力量的支撑，即使是在白酒、烟草、茶叶、食品加工、制药等具有地域优势的产业上，贵州在很多时候只是一个原材料基地：茶叶沦为“他人嫁妆”，贵州的很多品牌完全可以做成全国知名品牌，只是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缺乏品牌化意识，国内各大城市的茶楼里所提供的所谓龙井茶，一半以上产自贵州，这已是茶叶行业内公开的秘密；英美烟草公司与白沙集团在贵州均建有烤烟种植基地，而贵阳卷烟厂在２００２年与中国名牌擦肩而过；茅台镇上近３００家白酒企业坐拥美酒河———赤水河，却仅有茅台一枝独秀……
在众多企业都在实施品牌战略的时候，贵州的品牌产品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据相关资料说：贵州缺品牌，更缺名牌。在先后经过国家工商局认证的上百件驰名商标中，贵州仅有“贵州茅台”、神奇制药有限公司的药物制剂商标“神奇”、三五三七制鞋总厂的胶鞋商标“3537”、西洋肥业的“西洋”商标入围，而其中，也只有“贵州茅台”说得上有价值。
三、贵州，贫穷真是你的名片？
1．贫穷的样板店 贵州的浮世绘
近代贵州最出名的贡献就是贫穷的样板店。形成中国西部一种非常特别的经济现象——富饶的贫困。
《南京日报》曾经有一个整版的报道《狗吊岩，我的青春我的梦》，讲述贵州省有一个叫狗吊岩的地方，无水无电无网络，天黑就必须睡觉，当地没有米饭，只种玉米和土豆。在那里，年过花甲的老人都没有盖过棉被。当地有个退伍老兵吴道江，1997年回到家乡，发现家乡还没有学校，于是把当兵五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在山洞里修建了一所有五个年级的小学，每个年级的教室之间用一块一米高的木板隔开，在一个教室上课，隔壁教室可以听得很清楚。有的人家只有一套衣服，如果今天家里有孩子要去上学，那么全家就得把仅有的一套衣服给这个孩子，家里其他的人都不出门。
在贵州省最贫穷的毕节地区最贫困的大方县里最贫困的大水乡，经常看到小女孩稀稀黄黄的头发和她们满是干鼻涕和灰尘的脸，很难让你辨出她们究竟是男是女。他们的家，屋顶都是漏的，外面下雨里面也下，中间一堆炭火，煤油灯，一锅猪食加土豆，被子和床单薄并且脏。这里的人的收入很多靠“租牛喂”。意思就是，把人家家的母牛牵来，每天喂她吃草，差不多一年，喂到母牛下崽，下的崽就归他，然后把母牛还给原先的人家。这里的农民基本都吃自己种养的东西，需要用钱的时候，就抱一只鸡或者扛一袋玉米到镇上去卖，一次差不多能有二十来块钱，这些钱主要是买油盐，还有就是人情往来。农民一年能买上一套衣服就不错啦！他们一般见客人或者去镇上赶集时才穿上干净的新衣服，平时在家都很随意的，这里很多农民，他们一直到死都没有洗过澡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05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这是一个“富裕程度”全国倒数第一，文盲数量极为庞大、教育水平极为落后、人民的体质在全国处于末位、贫困人口全国第一、80多个县中国家级贫困县高达一半以上、氟中毒人口占总人口一半多的省份。
………………
2．邻省扶摇上 贵州独徘徊
长期以来，贵州经济陷入困局，人均GDP多年居全国末尾，不仅与东部地区差距拉大，与西部邻省如云南相比，发展亦相对滞后，形成邻省扶摇上贵州独徘徊的现象。
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解放以来，贵州经济总量日益增长，经济实力增强。但是，同全国和毗邻省区市相比，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逐步扩大，成为自然资源优势突出和经济总体水平与人民生活水平偏低呈鲜明反差的省份。
自己跟自己比，今天与昨天比，贵州的进步不容置疑，但横向比，则难尽人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一九七八年贵州人均GDP为全国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二，一九九七年为百分之三十六点四，下降了十个百分点，绝对差值从二百零四元扩大到三千八百六十四元；与东部的比较，一九七八年贵州人均GDP为东部人均水平的百分之三十八，一九九七年为百分之二十点八，下降十八个百分点，绝对差值从二百八十五点六元扩大到八千四百四十二元；三是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比较，一九七八年贵州人均GDP为西部人均水平的百分之六十八点六，一九九七年为百分之五十六，下降十二点六个百分点，绝对差值从八十元扩大到一千七百四十一点六元。直到2004、2005年，贵州人均GDP依然是排在全国最后一位。
仅仅落后还不足以恐惧，但俯视贵州，这几十年，却与全国、乃至周边地区形成越来越大的差距。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东西部差距几乎是越来越大。
从贵州1991年和199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全部、东部的广东和上海同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分析比较中可以看出，贵州与全国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极其巨大而且呈不断扩大趋势。同期，贵州年人均国内生总值从占全国的47.7%降到36.3%（绝对差距从983元扩大到4074元），表明贵州与全国的发展差距扩大了11.4个百分点；同期，贵州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占广东的29.9%降到20.8%(绝对差距2015元扩大到8825元),表明了贵州与广东的发展差距扩大了9.1个百分点；同期，与东部上海市比较，1991年到1998年，贵州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占上海的12.9%降到8.2%(绝对差距6059元扩大到25922元),表明了贵州与上海的发展差距扩大了4.7个百分点。
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对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研究认为：如果放在国际背景中比较，贵州人均GDP为1247美元，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790美元），在世界排名第177位，与上海相差132位，与北京相差113位。它是中国的“第四世界”。
即便是在西部，贵州与邻省又有越来越大的差距。
云贵相连，贵州的邻居云南在80年代几乎和贵州一样穷，但是今天，云南人靠旅游和烟草等特色产业就在西南地区扶摇直上，贵州仍独自徘徊。贵州省经济学者龚晓宽提供的数据表明，八十年代初，贵州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与云南差别不大，而到一九九八年，贵州GDP仅为云南的百分之四十七，地方财政收入不及云南的四成。二○○○年，贵州GDP九百九十三亿元，云南则为一千九百亿元，差距仍以倍计。2005年，贵州GDP预计为1910亿元，在全国仅排在甘肃、海南、青海、宁夏、西藏之前，同年云南则为3400亿元。人均GDP贵州则以4893元居于最后一名。约为云南60%，
2005年，贵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893元，与全国13926元的人均GDP绝对差距为9033元，只占全国平均水平的35%。和川滇桂湘四省的绝对差距分别是3572元、2808元、3418元、4419元。
有人做过测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贵州要赶上全国平均水平大约需要258年，赶上川滇湘等省区的增长水平约需187、70、10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有水平，贵州要赶上川滇桂等省区约需27、26、46年。
3．贵州，虽因“贵山”而名“贵”，却因贫穷而出名
贵州，因境内有贵山而得名。
今天，随便问起一个人知不知道贵州？对贵州什么印象？大部分的回答是：不知道、没听说、贫穷、懒惰、黔之驴、夜郎自大……
对绝大多数外省人来说，几十年和贵州有联系的就只有茅台、黄果树、遵义会址。现代也许有神奇制药、老干妈辣椒酱，和广人曾经比较熟悉的贵州醇。
倒是多年的“扶贫”工作，使人们知道，贵州有让人“扶不起的贫穷”。
因为贫穷，贵州一直被作为是扶贫的重点。
到今天，作为全国扶贫的重点地区贵州却越来越有扶不起的的感觉。
1980年以前，为了控制极端的贫困，国家采取救济式扶贫，每年向贫困地区调拨粮食、衣物等救济物品及财政补贴，通过“输血”维持贫困地区人民最基本的生活水准。
这种扶贫方式到今天产生了诸多问题：
资金的利用率不高，造成大量的浪费；
对落后地区“越输血，越贫血”，中央政府将发达地区积累起来的资金以财政补贴或投资的形式调拨给贫困地区，但这并没有形成当地经济发展的能力，反而助长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依赖行为，在此种意义上外部资金输入悲剧性地成了贫困地区落后的原动力；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向贫困地区直接救济的同时，又将贫困地区的初级产品以低价调往加工业发达地区，结果使贫困地区成了发达地区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而贫困地区却不得不用政府的财政补贴以高价购买发达地区的工业制成品。
不幸的是，贵州作为扶贫重点地区恰恰也是扶贫造成的重灾区。
人类学者潘年英通过对贵州省某贫困县一年的扶贫经
人类学者潘年英通过对贵州省某贫困县一年的扶贫经历，揭示了扶贫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流于形式，作表面文章；毁林开荒，盲目建扶贫项目；扶贫中存在着“话语霸权”及“文化中心主义”等等。就某个贫困地区而言，扶贫资金尽管投入不少，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盲目开荒建厂，结果使环境遭到破坏，而贫困没有减缓，反而变得更差了，于是群众怨声载道，“扶什么贫呢？老百姓说，求求你们，不要扶了，你们越扶，我们越贫。”
贵州的穷仅仅是靠扶能扶得起来的吗？
当地干部常说些故事当笑话讲给外来扶贫者听：给农民发救济粮，男人背到赶场的地方就卖掉，换点钱买酒跟肉，吃饱喝醉就回家。政府补助每户3000元给他们修房子，居然躲起来不肯修，懒得动啊。最后政府出动民兵，绑了一个村干部回来做带头人，逼他拆掉茅草屋建砖房、逼他用良种种植，后来这家伙致富了。
更有甚者，一些贵州人看来，贫穷或许已经成为一种资本和资源，成为廉价获得同情或者资源分配的有力武器。
贵州人开始学会打“贫穷”牌。
贵州人递出了一张又一张名片，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贫穷”！
四、贵州，真的穷得理直气壮？
2005年11月，在“百度知道”里，一个署名yifan456的提问者提了一个问题：贵州贫困的原因? 一个署名ephoenixfy的回答被列为最佳答案。他的答案是：资源丰富 交通滞后，人口不少 素质低下。
在评价中，为这个答案叫好的比例达到80%。
在后面的跟贴里，我们看到这样一系列评价：
“教育落后，还有人很懒惰、散漫、生活节奏慢，但又爱面子，在消费方面耍大款，也让一些比贵州好的城市来的人惊讶”
“资源虽然多，大路却很少。教育跟不上，人才去不了。思想不解放，迈的步子小。干群不齐心，合力来不了。固步虽思进，关键找不着。要想大发展，对着靶子瞄”
“一个字——懒，看看和四川交接的地方的人的对比就知道了”
…………
网上一篇《贵州的贫穷与繁华：我所见到的和听到的》文章里这样系列描绘：
天下最懒惰的男人一定是贵州农民。除了耕种、收割，其他的一切事务都是女人在劳作，男人就是喝酒、打猎、赌钱。在一个苗族村里采访，几个女人在歪斜的茅草屋下剥玉米，问她们多大年纪，茫然地摇头：“我不晓得哪个时候生的。”村里的小学只有一个老师，六个年级的十多个学生在一间教室里轮流上课，老师还不是正式民办的，下课还得帮老婆种地。
很多县摘掉了贫困帽子也不肯上报真实数字，怕没了贫困县少了好多拨款。我们厅长去检查扶贫工作，当地县长书记陪吃陪喝然后带着到处看：这里缺个学校那里缺个水电站，就是希望厅里面多拨点钱。但是在90年，贵州最穷的国家级贫困县，县长坐驾都是进口的皇冠。
岩溶地形的“两山”（麻山、瑶山）的贫穷曾经惊动中央，开展过热烈的两山扶贫运动。但很多时候，指导农民把树种下去，转过身，他们就会拔来当柴烧。家里连双筷子都找不到的，房子后边就有一片竹林的，也不会去砍根竹子来削。政府在平地修好房子，他们却不肯搬出山洞。越穷就生得越多，然后找政府要救济。
……
这是一个贵州人眼里的贵州。
稍加分析，贵州人对贵州人自己的剖析果然要深刻得多：
如果说非贵州人看到的是贵州的穷，而贵州人更看到了贵州人对穷的态度：不怕穷！甚至生怕不“穷”！
许多外地人去完贵州后都有一种极端的评价，他们认为贵州活该再穷1000年。
但是大部分贵州人自己不这么看。
贵州人说到自己的落后总是从环境、历史、政策方面去找原因，仿佛全世界最不幸的就是贵州，身为贵州就必然承受这种悲哀。也正是有了这些客观因素，贵州人在描述自己的贫穷和落后时都是以一种不甘或无奈的姿态。
教育、地理位置、区位等等，成了贵州人挂在嘴边上的穷借口：
贵州教育水平落后，教育普及度低，于是贵州人说因为我们教育还落后，所以今天经济落后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
贵州地理环境恶劣，没有平地，从事生产困难，因此贵州人又说，老天给了我这么恶劣的环境，所以我没法发展经济；
贵州三不沿、三不靠，夹在中间没有作为，于是贵州人说，我天生这个区位，什么好处都没落到我头上，所以我没法和别人比；
…………
难道就真的是因为这些原因吗？贵州人从自己身上寻找过原因吗？如果这一切借口都得以解决，贵州就真的能腾飞吗？
借口，借口，这些都是借口，也仅仅是借口！
在过去，这样的借口蒙蔽了很多人，更是蒙蔽了贵州人自己。他们在这几重保护伞下心安理得地接受中国“第三世界”的称号，接受别人的捐赠和帮助。
是时候要拿掉贵州人的这些穷借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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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的】：“绕家文化深度体验游”只是贵州乡土文化社将在2010年开展的系列活动的开始。此次活动的目的在于使城市居民能够有轻松机会去更深入了解和认识绕家人——这确定为瑶族还不到20年的独特族群的独特民族文化、民族风情、民族手工艺品、生活习俗等等方面；同时也能够使村民们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城市的、多元的、不同的文化，促进两者之间的相互了解与认知。并且通过参加这次活动，通过您拍摄的照片、视频或您的文字，让没能亲自参加活动的朋友们，也能够走入乡村，走入村民们的生活，走入这场大旱，看看这次干旱给村民们带来了什么影响，以及协助村民发掘出乡村手工艺品的商业价值，帮助他们度过这次大旱，并最终通过手工艺的发展实现乡村长期可持续的生计改善。
